闽是哪个省的简称（福建为何简称“闽”你知道原因吗？）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东北与浙江交界，西北隔着武夷山脉与江西交界，西南与广东相连，东面隔着台湾海峡与台湾省隔海相望。就自然地理环境而言，福建素有“东南山海”之称。福建海岸线曲折而漫长，直线长约535公里，曲线长达3324公里，居全国第二位。

福建古称为“闽”，至今仍然。你可知为何？商周时期，福建属古扬州，《尚书·禹贡》有“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之说。福建之称“闽”和“七闽”，见于先秦古籍。《周礼·夏官·职方氏》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山海经·海内南经》曰：“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又曰：“三天子山鄣山在闽西海北，一曰在海中。”《山海经·海内东经》曰：“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周礼》之称“七闽”，当泛指先秦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这当然包括福建区域的古闽族。《山海经》所载之闽，可能已经从古闽人的族称衍变为古闽人居住地的地理称呼。但不管如何，福建之闽和七闽，滥觞于此却是毫无疑问的。

秦汉时期，福建地区的闽越人先后立闽中郡和闽越国，《史记》又称为“东越”。《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汉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汉武帝派兵征闽越。闽越王郢发兵对抗，其弟余善谋众杀郢以献于汉。汉武帝立无诸孙繇君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之后，余善欲拥兵自立，汉武帝“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汉元鼎六年，汉武帝发水陆四路兵马，从浙江、赣东南及南粤等地围攻闽越，越繇王丑与众谋杀余善以谢天子，东越遂破，闽越至此灭国。

汉武帝灭闽越之后，在闽越故地设东冶县，隶属会稽郡。三国时期，福建属吴，设立建安郡。晋、梁时期，建安郡又先后分为晋安、建安、南安三郡。隋代废三郡，置泉州，后又改为建安郡。唐代改建安郡为建州，并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福建经略使，这是历史上首见“福建”之称。

北宋时代置福建路，辖有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另设邵武、兴化二军。南宋设一府、五州、二军，皆为同一级行政机构，因此史又称为“八闽”。元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年）设置福建省，这是福建称省之始，其下辖福州、泉州等八路。明代置福建布政使司，改路为府。清代以来，仍称为福建省。在此前后，尽管历史上福建的行政设置有不少变动，但是“闽”、“七闽”、“八闽”之称始终都可以代表福建，千百年来这已相沿成俗。

福建早期居民以闽越人为主，汉晋以后随着中原汉族的不断南迁以及闽越人的消失和融合，汉族逐渐成为主要居民。此后经过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今日以汉民族为主体，畲族、回族、满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共同和睦生活的当代社会新格局。据２０００年人口统计数字，全省人口约３４７１万，其中少数民族约５８万人，又以畲族３６万人为多。

纵观福建民俗文化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鲜明的历史脉络和特征。原始时期，先民们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创造了许多追求生活、祈延生命和敬仰神灵的生活习俗。在原始宗教热烈的氛围中，这些习俗无不刻上时代的烙印而留下淳朴和原始落后的真实面目。进入阶级社会后，八闽大地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历史。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除了传统封建礼制习俗之外，间或还有一些早期的、区域的民间传统的古老习俗在与之并存和争斗。于是在历史风俗画卷的长廊上，就留下了扩张与替代，渗透与融合以及流传、嬗变、更新或者消亡的斑斑点点。

从衣食住行到生活劳作，从生命礼俗到家庭村落，从民间宗教到语言艺术，各个方面的有关习俗无不体现了各个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发展、变革和进步的历史轨迹，无不反映了多姿多彩的福建民间习俗深厚的文化内涵。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日益昌盛，福建民间的各种风俗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了一些古老而又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习俗在一些地方得以继续流传之外，其余更多的则赋予新时代的新风俗和新内涵。

发展至今的福建民俗文化主体是由多元构成的，这是福建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这之中，除了早期的闽越土著等民俗文化之外，还有根深蒂固的汉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主导作用。无须讳言，几千年来汉文化的巨大影响，是构成今日福建民俗文化最重要的基石。

汉晋以来，随着中原汉民族的大量南下、定居和不断繁衍，福建地区早期的闽越文化习俗逐渐式微或发生嬗变，其影响力逐渐缩小乃至消失。与此相反，强大的汉民族文化和习俗却以排山倒海之势快速传入并扎根于八闽大地，经过几千年的广泛传播，最终成为现代福建地区民俗文化的主体。除此之外，随着海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唐宋以来直至近现代，福建地区的民俗也开始吸收一些国外的文化和异域风俗。如唐宋时期婆罗门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古基督教等文化习俗对泉州等地民间的影响，有的至今仍有遗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福州屏山出土的一块唐代石碑，这块残碑记载了当时高层官吏在福州北郊辟马球场和踢马球活动的一些情况，是国内罕见的记载唐代踢马球体育运动的珍贵碑刻。它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吸收和传播外来文化的社会风气，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民俗文物。回到当代，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各地司空见惯的麦当劳、肯德基、迪斯科和西服、牛仔裤等东西，也强烈反映了西方文化对固有传统习俗的影响和冲击。此外，福建各地的畲族、回族、满族和高山族等少数民族以及疍民的传统文化习俗，长期以来对福建社会的民俗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如闽南漳州等地流传的戴文公帕和手抓面等习俗，可能就是由当地早期穆斯林的有关习俗演变过来的。传统与开放，封闭与交流，最终形成了福建民俗文化复杂多元和多姿多彩的特征。

福建民俗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各个地区民俗文化存在着某种程度相对的独立性。以现代福建各个区域的民俗文化流传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它们之间既存在着许多共性，但不可否认也存在着不少差异。以福州方言区为中心的闽中地区，以闽南方言区为中心的闽南地区，以闽北方言区为中心的闽北地区，以闽西客家方言区为中心的闽西等地区，它们之间除了因方言方面的障碍而影响语言交流之外，同时由此引发的文化交流障碍在民间戏曲艺术等方面更为明显，如闽剧、评话在闽南等地并无市场，同样，南音、高甲戏等闽南戏曲艺术在福州等地也无法流传。

与此相关联的一些习俗自然地也变得各不相同，差异明显。除此之外，各地在民间宗教信仰乃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习俗同样也存在不少差异而显得区域性色彩浓厚，如闽中等地民间大多信奉临水夫人陈靖姑，闽南等地则主要信奉保生大帝和清水祖师等民间神祇。在饮食居住习俗等方面，各地的区域性文化特征也比较明显，如闽中和闽南、闽西等地的居住结构和有关习俗就不尽相同。广泛流行于闽南、闽西等地的土楼、圆楼，在闽中各地无迹可寻，这些地区民间的一些居住禁忌等也存在许多差异。

在饮食习俗方面，各地的区域性差异同样比较明显，如闽中民间喜甜食，闽西等地则好辣；闽南民间的饮茶习俗比较讲究，而福州民间则稍逊一筹，等等。当然，这些相对独立的区域民俗文化的存在，从总体上看，并没有影响福建民俗文化的融会与贯通，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它还起到了维护和保存地方民俗文化的作用，为丰富福建民俗多姿多彩的文化内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福建民俗文化是一种长期根植于本土的乡土文化，但它却不是一种封闭的地方文化。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当代，除了广泛吸纳海内外有关文化习俗之外，其向外传播交流和沟通乡情的作用也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宋元明清以来，福建民俗文化不但通过海外交通和各种文化交流传播到东南亚和日本等地，同时更通过大量的闽人入台而广泛传播到台湾各地。如今居住在台湾的闽人后裔为数众多，他们不但寻根认祖，认同中华文化，同时许多人还积极传播福建地方民俗文化，为闽台文化交流和祖国的统一做出贡献。闽南民间广泛崇拜的保生大帝、开漳圣王等神祇在台湾民间影响广泛，至于家喻户晓的妈祖信仰，更是广大台湾民众崇拜的重要神祇。

台湾各地妈祖庙多达千余座，每逢妈祖诞等祭祀日，许多台湾民众都要绕道香港乃至直航湄洲岛，到湄洲祖庙烧香祭拜。妈祖崇拜和各种民间祭祀活动已经成为闽台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民俗内容。近些年来，马祖和福州马尾的“小三通”，也是以马祖同胞回乡祭拜水部尚书等民俗活动为契机而开展的。时隔５０多年，当马祖同胞首次乘船直航福州，抬着水部尚书的神像来到福州尚书庙进香祭拜时，他们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两地人民的乡情和亲情通过这些民俗文化交流活动达到新的契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建民俗文化对台湾民间深入持久的影响以及闽台两地长期的社会文化交流所形成的同风共俗，是构成福建民俗文化另一个显著的特点。

几千年来福建各地的民风民俗、风土人情、地方掌故、民间传说等，无不充满浓郁的乡土特色而引人入胜。以福州地区为例，除了有关习俗之外，各种俚谚俗语和方言，如“鼓楼前拾柴配”、“拆观音堂补五帝庙”、“小鬼未见大猪头”以及“车车转”、“铁铁硬”、“活跳跳”等，亦充满浓郁的乡土气味，让人油然而生一股浓浓的乡情乡思。至今依然保留的一些地名，如南台、洪塘、祭酒岭、钱塘巷、鸭姆洲、泛船浦、番鬼巷等，也能勾起人们对往昔岁月的怀念。至于近代前后福州鼓楼前、中亭街、南台的许多杉木行、鱼市街、丝绒店、药店、炭店、典当、钱庄乃至走街摇铃的牙医和敲碗吆喝的卖鱼丸声等，如今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销声匿迹。

现代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完全进入一个新的境地，新生活带来的新习俗让芸芸众生乐此不疲。一些往昔的旧习俗如今已不再流传，只有在人们追忆往事时才又展示出一幅幅如诗如画、令人如痴如醉的乡土风情画卷。福建古称“海滨邹鲁之乡”，八闽山川毓秀，地灵人杰，人才辈出，许多久居海外的离乡游子对故乡风土人情充满难以名状的眷恋之情。一声乡音，一碗鼎边糊，可以勾起游子浓浓的乡思和乡恋。对故乡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的描述，除了学术研究方面的意义之外，还可以借此沟通许多海外游子的乡情，而这种特殊的乡土恋情，又是维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根纽带。

在原始社会直至唐宋元明清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福建地区的社会民俗文化也曾走过灿烂辉煌的历程。数万年来，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在艰难的生活之旅中创造了许多追求生存、祈延生命和敬仰神灵的生活习俗。在历史长河的些许遗珠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它们耀眼的光芒。史前时期土著先民创造的原始文化，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文化，是闽文化形成的基础。这一时期的原始先民已经存在原始宗教信仰和各种相关的习俗。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闽侯昙石山新石器遗址曾发现一些原始人的头盖骨存在着拔牙遗迹，从人类学、民族学的相关材料来看，这种拔牙习俗可能与当时人类的某些原始宗教意识有关。在昙石山遗址第八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件类似于圆底塔形状的陶器。有人认为这件陶器可能是当时人类使用的灯盏，然而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相当原始低下，从何而来这类需要油料点燃的奢侈品呢？

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这件陶器应是当时原始人的某种原始宗教的祭祀器，属于原始民俗器具。在平潭壳丘头新石器遗址中，曾发现为数不少的类似于男性生殖器的陶器具，有的维妙维肖，几乎是原物的再塑。由于出土数量较多，有人认为应是一些陶器的支脚。实际上这些器物应是当时人类祖先崇拜的原始崇拜物———陶祖。至于平潭壳丘头、闽侯昙石山等遗址墓葬中普遍存在的各种葬式、葬向和陪葬品等，则显示当时各地已经流传许多相关的埋葬习俗。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原始文化习俗已有一定的内涵和深度。

商周时期是古闽文化的形成期。这一时期闽文化和相关习俗的内涵更加丰富。闽侯黄土仑等遗址出土的许多遗物和遗迹，显示当时人类已经有了各种祭祀及动物殉葬等习俗。海内外闻名的福建武夷山船棺，是商周时期土著闽人迷信上天神灵和原始宗教崇拜的最好的民俗文物展示。这些土著闽人事死如事生，将死者的尸柩制成他们生前在闽江溪流赖以生存的舟船模样，以便让灵魂在冥冥中继续操舟作业。迄今在武夷山地区发现的几具船棺，都是头尾相翘，俨然一艘舟船，其外表形象的民俗内涵，让人们可以得到直观的认同感。以武夷山崖棺葬为代表的葬俗，充分反映了古闽人崇拜上天神灵、相信灵魂不灭和原始的生死观念。南安、建瓯等地出土的编钟、铃等青铜器，也可能与人们的原始祭祀有关。至于华安仙字潭摩崖所显示的象形表意图形石刻，亦应与当时社会的征战祭祀等活动有一定的关系。

秦汉时期，以闽越文化为代表的先进土著文化，在早期的闽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闽越文化已较成熟，具有百越文化诸多优秀的内涵。如丰富多彩的陶器、青铜器和建筑装饰艺术，山居水处和舟船使用诸习俗，宗教信仰和祖先宗庙祭祀、埋葬习俗，蛇图腾崇拜以及越巫的存在等等，都显示了闽越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秦汉时期闽越人崇拜蛇图腾的习俗已经见于古籍记载。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著名的析闽之义为“东南越，蛇种”之说，至今为止在中外民俗学界仍然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武夷山市的汉城遗址中，考古发现的铜铎和封泥等文物的花纹或文字中，有的如蛇形图案或字形，反映了当时闽越人崇拜蛇神的某些历史事实。这一时期汉越文化、闽越和其他诸越之间的交流及相互融合的现象开始出现，尤其在汉武帝平定闽越前后的历史时期内，汉越文化的交流现象日趋频繁。闽越灭国之后，汉文化的传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古闽大地，福建社会文化习俗从此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和变化的阶段。

三国魏晋南朝时期，北方汉人开始大批入闽，《晋书·地理志》有“闽越遐阻，避在一隅，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新萃止”之说。经过长期的交融，中原传统文化习俗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闽越文化习俗则日渐衰微。迄今为止，福建地区已发现魏晋南朝时期的墓葬遍布全省各地，数量达千座以上。从墓葬的分布情况看，闽北、闽中地区是这一时期中原士族地主等阶层入闽的主要居住地。清乾隆《福州府志》卷75有所谓入闽八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之说，此亦即“中原八姓，衣冠南渡”说法之始。

从有关文献、方志和族谱等记载和现代文物考古发现的资料表明，永嘉年间前后入闽的中原人士在当时确是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形成了潮流，因此后人常以此为中原汉人入闽的重要标志。至今在福建民间各地还可见到“颖川衍派”、“光州衍派”等族谱和碑记文字。中原人民的大量入闽和随之而来的先进文化，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考古发现的一些文物看，这一时期的墓葬出土物中比较多地发现谷仓、猪圈、鸡舍、鱼塘和阁楼、人物等陶器模型，这些陪葬品不但反映了当时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同时也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埋葬习俗完全相同，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原地区相关习俗对福建社会的影响。此时，福建各地墓葬出土的各种陪葬器物，已经较多出现中原佛教文化的痕迹。各种墓砖、瓷器等器物上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莲花等图案，显示佛、道文化的影响已经逐渐深入民间。

唐宋元明清时期，福建社会经济繁荣，政局相对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文化教育发达，科举渐兴，佛教兴盛，海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开始形成规模，社会文化发展迅速。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影响巨大，开一代闽学之风。宋代福建进士人数居全国之首，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化名人。明清两代，教育制度更加成熟，学风鼎盛，各种大小书院、学堂数量不断增多，尤其是一些官办学堂，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福建社会民俗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中原传统文化的长期灌输下，这一时期福建各地已经完全传承中原文化的各种传统习俗，如岁时节日和各种人生礼俗等，据《三山志》等古籍记载，几乎与中原各地毫无差异。

在埋葬习俗方面，以福州怀安等地发现的唐代墓表石雕石翁仲及石马、石羊等遗物为代表的墓表陪葬文物，反映当时崇尚社会等级和厚葬的风气，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五代闽国刘华墓出土的一批精美陶俑，其中有镇墓兽、伏听俑、槁里老人俑、鬼怪俑等，是当时社会崇尚迷信、相信鬼魂等习俗的真实反映。闽北尤溪等地唐宋时期墓葬中发现的四灵壁画和祭祀场面等壁画，也反映了中原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唐宋以来，福建各地的厌胜辟邪迷信习俗也很流行。１９５８年在南平大桥出土的一批铜铸麒麟等埋藏文物和在此前后各地墓葬所发现的铁牛、铁猪等文物，反映了当时民间厌胜辟邪迷信风气的蔓延。至于各地广泛可见的石狮、厝猫等物，更是民间流传悠久的辟邪物。而各地普遍在街衢路口等处树立“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等石碑，是民间推崇风水和辟邪迷信的另一物证。

唐宋以来，福建各地还建造数量众多的石塔等建筑物。一般说来，在古代佛、道迷信盛行的年代，民间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建造的石塔等建筑物，都应具有宗教风水迷信的内涵，或有镇妖辟邪等功能。以泉州开元寺东、西塔为例，这两座建于宋代的古老石塔，不但是开元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自身也充满了佛教文化内涵。泉州东塔（镇国塔）高48.27米，西塔（仁寿塔）高45.066米，全部以花岗岩块为材料，为仿木结构平面八角五层楼阁式的佛教建筑物。东、西塔每一层都嵌有佛教人物浮雕16尊，共计160尊，此外，在须弥座上还有佛传图刻４０方，如人天乘、菩萨乘、佛乘和佛本生、佛本行故事等等，展示了佛教发展的概况和佛的义理规制，可以说是一个佛国的缩影。

又如建于明代的福清瑞云塔，除了石塔本身诸多雕刻所显示的佛教文化内涵外，很明显的还具有风水迷信的功用。福建各地的石桥建筑不但数量多、规模大，同时建造精致，许多装饰和图案基本上都与宗教迷信或风水直接有关。如一些桥梁上的附属建筑像小塔、石狮等等，分别具有镇风浪和辟邪等功用。这些图物无不显示了福建民间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

在传承中原文化习俗的基础上，此时各地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俗文化也开始流传，如饮茶习俗和各种民间神祇崇拜等。唐宋以来，福建的茶文化影响巨大，斗茶、饮茶等习俗都颇具闽俗特色。唐宋以后大量出现的茶壶、茶具等物，反映了福建民间饮茶习俗的普及。以宋代建阳水吉窑烧造的黑釉盏和明代德化窑烧造的乳白瓷为代表的著名茶具，不但在海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当时社会已经形成崇尚饮茶的习俗。

在民间宗教方面，除了传统的佛、道之外，一些外来宗教如印度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教派及其相关习俗在当地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一时期各种民间神祇信仰比较活跃，尤其是宋元前后的民间造神运动，造就了诸如妈祖、陈靖姑、保生大帝等一批不同凡响的神祇，这些神祇崇拜，至今在福建民间仍有影响。除此之外，个别早期的闽越文化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得到流传。著名的崇蛇习俗，唐宋以来在福建许多地方和疍民之中依然得以流传，如福州闽越王庙、漳州蛇王庙的有关崇蛇活动等。南平樟湖坂和连江品石岩的崇蛇活动，则延续至今，影响久远。

近百年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日益昌盛，福建民间风俗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和变革时期。除了一些古老而有生命力的传统习俗在民间得以继续流传外，其余更多的则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赋予新的内涵。一些落后过时的旧习俗，则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摒弃。在衣食住行方面，各地城镇乃至乡村的此类风俗变化尤为突出。如民国时期人们已经摒弃诸如男人蓄发梳辫、女人缠足等陈旧习俗而开始逐渐追崇改良和现代文明，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古田县志》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可以为证：“近来车路纵横，交通便利，商旅云集，流寓日增。阔绰之流，衣则绸缎纱罗，奇装异饰；食则菜馆林立，珍错杂陈；住则洋式楼房，辉煌壮丽。变俭朴为奢侈，不胜今昔之感焉。”在传统岁时节日和人生礼仪等方面，许多习俗的变化也是相当显著的，一些旧时的传统习俗如冠礼、乡饮礼及上巳节等，都已经逐渐淡化乃至消失。

至于婚姻习俗的变革，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广大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和举行新式文明婚礼等活动，这在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礼制桎梏之后出现的新风俗、新风尚，应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对于一些落后有害的陋俗如停柩不葬和跳神、淫祀、赌博等活动，明清两代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就曾经大声疾呼乃至予以强行制止，民国时期此类陋俗同样得到社会许多人的唾弃。如上引的民国《古田县志》载，当时的古田县长就曾经下令警察局对民间停柩不葬等陋俗予以“强制清葬，恶习重革矣”。

当然，在新旧交替的社会变革时期，传统和保守的思想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必然会对各种新风俗、新风尚横加阻挠，于是改良与守旧、传统与革新的斗争就势必激烈交锋而长期进行下去。如《古田县志》在抨击陋俗、赞颂新风俗的同时又说：“乡僻男女尚有旧装，实昧时务，而城市妇女熨发露臂，又太时髦，望当局亟再纠正之。”这种说法如今说来虽会引人发笑，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新旧风俗和思想观念斗争嬗变的历史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福建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民间习俗也随着出现剧烈的变革。除了一些传统的岁时年节和人生礼仪习俗外，不少掺杂封建迷信色彩的旧俗陋俗如跳神、打童、算命等活动受到禁止，民间的鬼神祭祀等活动也逐渐淡化。提倡科学、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等新时代的新风尚逐渐取而代之。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极左思潮外，长期以来，提倡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和精神文明一直是整体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在这样良好的社会氛围中，福建民间习俗开始出现健康向上的发展趋势。如每年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以及教师节、国庆节等现代节日的各种欢庆活动已经形成新的习俗，尊老爱幼、尊师重教、拥军爱民、助人为乐以及婚姻自主、文明婚礼、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计划生育、厚养薄葬等社会新风尚已经在各地城乡广泛流传。

在农业生产方面，科学种田取代了传统的生产作业，早期的祈雨等习俗早已被人遗弃，而代之以天气预报指导生产。渔民在海上航行大多有了卫星导航装置，顺风顺水减少了许多风险。至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习俗，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富裕也发生不少变化。节假日休闲期间，人们往往外出参观旅游或参加各种健身活动。至于亲朋好友相聚酒楼茶馆以及电话拜年、鲜花馈送、生日派对、卡拉ＯＫ、茶会舞会等新时尚更是广泛流行于各地民间。另一方面，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各地传统的宗教信仰活动得到法律的保护，一些相关的祭祀庆典等习俗得以继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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