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瓜一般指什么瓜(北瓜是什么瓜?你知道吗?)
南瓜的称谓有章可循,但是对北瓜的定义则争议不断。此前,已有学者指出所谓的“北瓜”既是现代科学分类上的“北瓜”(Cucurbita pepo L.var. kintoga Makino),也可能是南瓜、冬瓜、打瓜(瓜子瓜)的别名或西瓜的一个品种名。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细化北瓜的称谓情况,北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都是南瓜的别称。此外,将观赏南瓜称为北瓜的情况也有一些,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将笋瓜、打瓜等称为北瓜的情况相对较少。
学界不少学者追溯了北瓜出现的源头,并由此寻求其原初的情景和本义。我们见到一种新的观点:“南瓜应是扁圆形,北瓜则多呈葫芦形,成熟的南瓜或黄或红,而北瓜皮色多为深绿或像西瓜一样有条纹;南瓜应是首先落脚在南京一带,最初在南京为中心的地区逐步传开,北瓜则应是首先落脚于京畿地区,最初在北京为中心的地区盛传。”此说将“北瓜”从属于南瓜的葫芦形、深绿色品种,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北瓜”古之未有,诚如南瓜一般,“北瓜”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嘉靖四十年(1561)《宣府镇志》和嘉靖四十三年《临山卫志》,且与“南瓜”并列。因宣府镇和临山卫相去甚远,可视两地均为中国“北瓜”的原生地。两地同时出现了与“南瓜”不同的瓜类被命名为“北瓜”,可见“北瓜”首先落脚于京畿地区之说似有不妥之处,无法解释嘉靖《临山卫志》以及其他明代南方方志中的“北瓜”。
虽然“北瓜”这一名称在后世所指的瓜类增加,但“北瓜”诞生之初与南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生之“北瓜”的称呼是南瓜所有品种的总括代称(这就与“南瓜”并无二致了),或南瓜的一个品种(葫芦形、深绿色)的别称,或是笋瓜。三者出现的频率几乎是均等的,但在不同时空下,其作用方式、程度与主次关系又各有不同。清代以降,北瓜的意涵又增加了作为观赏南瓜、冬瓜、打瓜(瓜子瓜)的别名或西瓜的一个品种名,更让人莫衷一是了。上引观点所说的情况并不全面,仅是“北瓜”众多意涵的一个面相。
“北瓜”,顾名思义,就是指来自北方的瓜。但中国历史时期的政治中心一直是在北方地区,这个“天地之中”本身偏北,外来的瓜种叫“南瓜”“西瓜”“东瓜”(冬瓜)都有其合理性,“北瓜”则成了瓜类命名的视觉盲区。所以,夏纬瑛在《植物名释札记》中认为,本无“北瓜”之名,古人欲以瓜从四方之名,强出一“北瓜”之名。在这个意义上,“北瓜”指向概念化新型瓜类,是一种对未知事物的隐喻,而不能单纯地将之对号入座到某一种瓜类或某瓜的某一品种。
如果说“北瓜”最早(如明代)指代某个品种,是否就可作为“北瓜”最初意涵的定论?我们认为是否定的。因为“北瓜”一词从来流行不广,如道光《武缘县志》载:“北瓜今未之闻”,在历史时期指向混乱,从来没有取得过共识。民间众说纷纭,自说自话。新中国成立之后虽对“北瓜”有过界定,但也没有普及,造成了我们今天的混乱。
所以,即使清代、民国时期出现了“北瓜”新的含义,也不能认为与“北瓜”最初的意涵相悖。由于语言、民俗、交通等信息交流的桎梏,那时的国人并不清楚更早些时候和其他地域“北瓜”的情况,加之古代尚无科学的鉴别法和分类法,即使后来人发现命名错误或重复命名的现象,但各地已经形成了“小传统”,文献中才会出现“北瓜”所指五花八门的现象。要之,“北瓜”最初的意涵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很难具体到某种瓜类。
因此,才会出现将一些不认识的瓜命名为“北瓜”的情况。但是,其他瓜类如冬瓜、西瓜、黄瓜等传入中国日久,即使仍有极少数地区认知不清,但民间总体认知度还是较高的,该瓜的称谓一般不会混淆。换言之,西瓜、冬瓜等瓜类的命名已经定型,虽然有诸如寒瓜、东瓜等别称,大家也能做到心中有数。但是南瓜则不然,16世纪初叶方引入中国,即使有李时珍等人以正视听,但毕竟是新鲜事物,加之知识和时代局限,不少人对南瓜的来源抱有疑问。更重要的是,“多样性之最”的南瓜在种形、颜色上差异太大(果实的形状或长圆,或扁圆,或如葫芦状,果皮的色泽或绿或墨绿或红黄),其基因库太过丰富且极易发生变异,会加剧国人认识的难度(即使是今天我们要识别南瓜与笋瓜也要从茎、叶、花、蒂多方面入手)。
概言之,古人将个别非典型南瓜命名为“北瓜”时,并不知它其实就是南瓜,才会造成“南瓜”“北瓜”并列的现象,所谓的“葫芦形、深绿色品种”就属于这一情况。那么,明代的“北瓜”除了是葫芦形、深绿色品种的南瓜之外,还有什么情况?我们认为笋瓜(Cucurbita maxima Duch ex Lam)是不容忽视的。
笋瓜亦是葫芦科南瓜属作物,与南瓜很难区分,但其在世界上的普遍性并不逊色于南瓜,我们通常所见最重的“南瓜王”其实多是笋瓜。但因“笋瓜”之名诞生于乾隆年间,相对较晚,导致我们很难把握它的流布史。笋瓜被命名为“南瓜”或“北瓜”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色青、色黑、色绿的笋瓜是很常见的,但基于文献我们已经无从考究(同样基于文献也无法判断葫芦形、深绿色就一定是南瓜)。夏纬瑛认为,将笋瓜称为“北瓜”的原因是笋瓜“皮之色白者,俗亦呼为‘白南瓜’,若省去‘南’字,即是‘白瓜’,‘白瓜’可以因方言而读作‘北瓜’”,如嘉庆《定边县志》载:“北瓜,皮瓤子俱白,味甘美”,就是笋瓜。
即使“北瓜”仅是南瓜的一个品类,不代表没有人知悉二者的相通性。所以,明末张履祥《补农书》载:“南瓜形扁,北瓜形长,盖同类也”,逐渐“北瓜”就作为南瓜的代称了,这种情况应该最为普遍。鲍相璈《验方新编》载:“南瓜,北人呼为倭瓜,江苏等处有呼为北瓜者”,张宗法《三农纪》载:“南人呼南瓜,北人呼北瓜”,此类例证不胜枚举。民国时期,“北瓜”已经完全成为南瓜的代名词并大有赶超“南瓜”的趋势,齐如山在《华北的农村》中就说,“北瓜亦曰倭瓜,古人称之为南瓜,乡间则普遍名曰北瓜”。
总之,清代以降,“北瓜”在不同地区的指向越来越多,已经让人极易混淆了。所以,如光绪《黄岩县志》载,“南瓜俗名南京瓜,实大如盋,北瓜差小,俗名北岸瓜,以来自江北也”,这种似是而非的记载已经不足为信了。就如“洪洞大槐树”的口口相传的历史记忆一样,记忆是由社会建构的,越接近晚近,其层累的痕迹越明显。
模糊地将“北瓜”视为“南瓜属”的共同体是大致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轻易将“北瓜”对号入座,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民国以后,“北瓜”几乎得以替代“南瓜”,但是后来又发生了“南瓜”转向。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资助(2020M671514)、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2020Z27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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