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才女萧红的短暂一生和她的经典作品

萧红（1911年－1942年），学名张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张廼莹，笔名萧红等。萧红是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萧红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性作家，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和对行文结构的处理，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都是唯一的。

一、命运多舛的一生

1916年，外祖父将萧红学名改为张廼莹。1919年，生母姜玉兰感染霍乱病故。父亲张廷举续娶梁亚兰，即萧红继母。1927年，萧红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就读。萧红喜欢文学和绘画，在校刊上发表过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1930年，初中毕业，萧红不顾家庭反对而出走北平，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陷入困顿中。

1931年1月，寒假中萧红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2月底，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3月中旬，两人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汪恩甲为了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

1931年10月，萧红从福昌号屯逃到哈尔滨。一个月后与汪恩甲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汪恩甲不辞而别。萧红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萧红因此结识萧军。

1932年8月7日，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由于萧红欠钱太多，旅馆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出，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萧红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孩子后来夭折。出院后，两人住进道里新城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

1934年6月，因散文集《跋涉》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到青岛后，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 两人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

1934年11月，萧红、萧军与作家张梅林离开青岛抵达上海。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特意将两人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影响。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

1935年12月，《生死场》出版。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作品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一举成名。

1936年7月，因与萧军在感情上出现裂痕，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只身东渡日本。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此时和萧军的关系有所好转，参与了萧军编辑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1937年9月，萧红、萧军撤往武汉，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

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两人在武汉结婚。11月，萧红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产后第四天，萧红称孩子头天夜里抽风而死。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

1941年4月，发现患有肺结核。1942年1月，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为喉瘤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1月18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

19日，萧红精神渐复，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病逝，享年31岁。

萧红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只辗转回去过一次。

二、代表作品

1.《生死场》（1935）

《生死场》共有十七章节。讲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哈尔滨近郊一个村庄的乡民“生”与“死”的故事。在第一章节《麦场》至第十章节《十年》里，作者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日常生活。《麦场》写到赵三感到养牛和种地之不足，必须到城里去发展。他渐渐不注意麦子，每日进城，梦想着另一桩有望的事业。而这种时候，地主还要加地租，他和李青山等人想发起“镰刀会”进行抵抗，但中途失败，他家的青牛卖了，无法种地，他只得编鸡笼去卖。可这只是暂时的缓解，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贫困。“五月节”到了，由于米价跌落，卖的钱不够还债，成业家连一斤面粉也买不起。在东北严寒的冬季里，孩子们饱受摧残。生了病无钱医治，任其恶化，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孩子死了，只是随便地用草捆起来，扔到乱坟岗任野狗撕扯。严酷的生存条件使他们连维持最基本的温饱的生理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精神世界的荒芜和残缺便成为必然。他们脾气粗暴，行为只受自然本能的支配，好像不经过大脑思考，甚至连作为人的本能的舐犊之情都沦落了。二里半、王婆、老赵三、月英、金枝，这些男人和女人像牛马一样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乱七八糟地死。小说后七章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日寇铁蹄蹂踊下东北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以及渐渐苏醒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

《生死场》主题思想：生命存在的世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全部内涵。从作品内在的价值取向与情感脉络来看，尽管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萧红将主题指向了抗日的方向，醒目地镶嵌着觉醒与抗争的时代主题，但是，最能体现萧红创作思想和艺术个性的部分，恰恰不是那些发着颤响、飘着光带、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非女性的笔触，而是那一个个散发着黑土地特有气息的生活场景，是生死场上农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混沌、蒙昧的生存状态，以及诉说女性在饱受心灵煎熬时无以言状的痛苦，和叙写女性在遭受肉体磨难时遏制不住的哀号。因为在这里，在对战争的叩问中，不仅融汇着萧红那份感同身受的现实人生体验与思考，而且渗透着她对历史文化蕴含的深邃感悟。民族的兴亡，是萧红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对生与死的一个侧面的探讨。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探究，对民族自立的潜在障碍及其封闭、落后而又愚昧、陈腐的文化心态的历史反思。这是作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另一条途径，从而将“国民性”思考的文化指向和历史主题引向深入。

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鲁迅

2.《呼兰河传》（1940）

书本中的“呼兰河”，它不是《呼兰府志》所记载的那条流动的呼兰河，而是一座在松花江和呼兰河北岸有固定地理位置的小城。《呼兰河传》共七章，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北方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城呼兰，以及普普通通的人的普普通通的生活。《呼兰河传》不是为某一个人作传，而是为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作传。小说第一、二章是对呼兰河城风情的描绘。第三、 四章是“我”童年的回忆，展现“我”在呼兰河城度过的童年时光。第五、六、七章则是由景物转到人物，写出了团圆媳妇、冯歪嘴子、有 二伯等一系列悲惨的故事。

《呼兰河传》单本的创作，于1938年开始于武汉，1940年完成于香港。1941年底，萧红病危之际要求骆宾基送她北上：萧红要回到家乡去。萧红曾计划写《呼兰河传》的第二部。

《呼兰河传》主题思想：小城故事，国民灵魂的挽唱。萧红的《呼兰河传》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北方土地上芸芸众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这一深隐的文化层面。萧红通过“看客”的众生相、社会相，画出了沉睡的国民的灵魂，揭示了东北世世代代国民经历着什么样的人生——对待生命、生活、命运的态度和采取这种态度的心理基础及思维形态，在历史文化的批判中，蕴含着改造国民灵魂的愿望。萧红早就意识到“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那就是“病态的灵魂”，于是“想改正它”，正面揭露“封建的剥削和压迫”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一条有效途径。

《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茅盾

3.《马伯乐》（1941）

该故事的主人公马伯乐出生于青岛一个有钱而且信洋教的家庭里，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他没有任何谋生能力，仅凭借父亲的资本过日子，为此不惜忍受家人的白眼和轻视，第一次“出逃”到大学去旁听，不仅没能赚上钱，反而灰溜溜地回家来。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种在家的窝囊处境，于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消解他的失败——在穷朋友面前摆阔：我父亲有七八万的财产。不用再说，穷朋友们的眼睛都亮了，于是他精神上胜利了，那种憋在心中的窝囊火终于烟消云散了。“卢沟桥事件”一发生，马伯乐即刻从青岛逃到了上海，住在一个没有窗子、没有光线的房子里，吃的永远是蛋炒饭，却自我安慰说不吃饱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可以说，马伯乐在行为上都倒退到和叫花子相媲美的程度，可在精神上却欣赏着叫花子受过训练的饥饿“美”，欣赏着叫花子吃不饱也不哭，也不想法子再吃的“优美”。

1939年，萧红在重庆期间就开始酝酿关于《马伯乐》的构思。1940年，萧红到香港后开始写作《马伯乐》，直到1941年夏因病重辍笔。

萧红在《马伯乐》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这部作品同时也凝结着在战火中奔走的女作家对现实、对人生、对生命的体验，显示出萧红注目于健全的、理想的人格的确立；注目于民族精神振兴的宏伟工程。萧红借助《马伯乐》反映出一个世纪的沧桑和磨难带给人们精神躯体上的累累伤痛。从这个角度讲，“马伯乐”是一个继阿Q之后抗战时期的“愚弱”国民的代表。正因为其“愚弱”，所以萧红才用严峻审视的态度，犀利、不留情面的讽刺来对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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