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门霍夫 世界语的起源

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博士

世界语的起源，是和一个人的传记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个人说来，世界语永远是他唯一和全部的生活目的。他就是一八五九年生于俄国格罗德诺（Grodno）一个波兰古城比亚韦斯托克（Bjelostok）（注16）的L.L.柴门霍夫（Lazaro Ludoviko Zamenhof）。

他的父亲M.柴门霍夫是现代语教师，出生于波兰希伯来人的家庭。年轻的柴门霍夫，怎样对国际语发生兴趣，没有任何历史比他自己在那封引人注意的《关于世界语起源的一封信》中，讲述得更好了。那封信是他用俄文写给波罗夫克而由V.G.译为世界语，登载于一八九六年第六期及第七期《国际语》（Lingvo Internacia）杂志上的。现在来把它引用一下，比把它割裂解释，一定会好得多。

“……你问我，创造国际语这个理想，怎样出现在我的脑中，世界语从诞生到今天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吗？这个语言整个的公开史实，就是说，从我和它一块公诸于世以后，对于你，是多少清楚的；并且，现在由于许多原因，世界语的这一阶段，还不便提到，所以以下，我只告诉你，这个语言发生史的一般轮廓。

我很难把一切一切都向你讲得详详细细，因为我自己已经忘了许多。我为它的实现而贡献了我一生的那个理想——说起来很可笑——是发生于我很小的童年时代，而且从那时起就始终没离开过我；我和它一块生活着，甚至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这个理想的我。这种情况，给你说明了一部分：为什么我以那么大的坚持性为这个理想工作，为什么我不顾一切困难与苦恼，而没丢开过这个理想，象许多别的在这个范围内的工作者一样。

我生在波兰格罗德诺郡的比亚韦斯托克（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三时）。我出生和度过童年的这个地区，给我以后的一切志愿，确定了一个方向。在比亚韦斯托克的居民，是由四种不同的成分构成的：就是俄罗斯人、波兰人、日耳曼人和希伯来人。他们之中的每一种族，都说着各别的语言，而且毫不友谊地对待其他种族。善感的天性，在这样的城市里，比任何地方都感到语言分歧的重大不幸。而且随时随地都使我相信：语言的分歧是唯一的、或者至少是重要的离散人类大家庭而把他们划分为敌对部分的原因。人们当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来教育我：说所有的人都是弟兄们，可是同时，在街头、在院中，一切一切都使我感到“人”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俄罗斯人”、“波兰人”、“日耳曼人”和“希伯来人”等等。这使我幼年的心灵经常感到苦恼，虽然许多人可能笑话：一个小孩子而这样关心“天下大事”。因为那时对于我，好像那些“大人们”有一种万能力量，我常常对我说：等我大了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种罪恶去掉。

慢慢地我明白了，当然，一切并不像小孩子所想象的那样变化得那么容易；儿童的空想，我一个一个地抛弃了。可是只有一个关于人类语的幻想，我始终没有丢掉。我朦胧地对它更接近了，虽然——这是可想而知的——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计划。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总之，相当早，在我心中形成了一种认识，就是那种语言只能是一种中立的、不属于现存任何民族的语言。有些时期，当我从比亚韦斯托克实科学校（那时它还是中学）转到华沙第二古文中学的时候，我曾为那些古代语所吸引，而且幻想过：我将来要旅行世界各地，用动人的演说，使人们同意复活这些语言中的一种，作为公共的用语。以后，我已经记不清楚是怎样了，我达到一个坚定的确信：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开始朦胧地梦想一个新的人造语。

那时，我常常开始一种实验，想出些丰富的人造的名形词语尾变化等等。可是人类语言，看来好像有无穷无尽的文法形式，那些庞大的词典则以其无数的单词使我望而却步，这在我看来好像是一个那样庞大的人造机器，以致我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丢掉这个幻想吧！这个工作，不是人力所可胜任的。”可是，我仍然常常回到我的幻想来。

德语和法语，在我还不能作比较与结论的童年就学会了；可是当我在中学第五级，开始学会了英语时，特别由于刚刚学完拉丁文法和希腊文法而突然学习英语，使我突然感到它文法的简单。那时我看出来：文法形式的多样性，只是盲目的、历史的产物，但对于语言并不是必要的。在这种影响下，我开始在语言中寻找并抛弃那些不必要的形式，我发现：这个文法一天快似一天地在我手里溶化了。不久以后，我就得到了一个最小的文法，它不过占几页地位，而对于语言毫无损害。那时候，我开始更严肃地致力于我的幻想。可是，那些巨灵似的词典还不能让我安心。

有一次，当我在中学第七级的时候，我偶然注意到我已见过多次的俄文字Ŝvejcarskaja（门房）这个词，以后又注意到Konditorskaja（粮食店）这个招牌。这个Skaja突然引起我的兴趣，它告诉了我，后缀可以提供一种可能：从一个词造成另外一个词，而这个词，人就无需单独学习了。我突然完全为这个思想所控制了，我忽然觉得脚踏实地了。在这些可怕而庞大的词典上，落下了一线光明，而它们就开始在我的眼前迅速缩小下去。

当时，我高兴地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抓住后缀这个方法，就开始在这方面大下功夫。我了解了充分使用在自然语中仅仅部分地、盲目地、不规则而不充分使用的力量，对于意识地创造的语言是有多大的重要性。我开始比较那些单词，从它们中间找出它们不变的固定关系来。每天我从词典中剔出一大批新词，而以表示某种关系的后缀去替代它们。那时，我发现了：许多纯为词根的词（如母亲、窄、刀等），可以很容易地变为转成词，而从字典中消失掉。这个语言机械，对于我好像在手掌上一样，我已经怀着热爱与希望，开始规则地继续工作了。在那以后不久，我已经有了一份写好的全部文法和一个小词典。

在这里，我要顺便对词汇的材料讲一点。很早，当我从文法中丢弃一切不需要的东西时，我就想把经济原则也应用到词汇方面来。在我相信了：这个词或那个词，无论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形式，只要我们“公认”它代表我们给它的意义，就完全一样的时候，我单纯就“创造”一些单词，努力使它们尽可能简短，而没有不必要的多余的字母。我想：用两个字母的“pa”去代替十一个字母的“interparolo”（交谈），我们完全可以很好地表现那个概念。所以我就简单地写了一些和数学符号似的最简短但是容易读出的一些字母组合，而给它们之中的每一组合以一个固定的意义（如a、ab、ac、ad、……ba、ca、da、……e、eb、ec、……be、ce、……aba、aca、……等等）。可是这个想法，我很快就丢弃了，因为我自己所作的试验，已经告诉了我：这样想出的词很难学习，而且更难记忆。那时候，我已经相信：词汇的材料，一定要是罗马日耳曼语系的，只是照着语言的规则性和其他重要条件所要求的那一点加以改变。站在这个观点上，不久我就注意到：现代语言，已经储备了现成的、大量的国际化了的单词，这些词，各国人民都是熟悉的，可作为未来国际语的一项宝藏。我，当然就利用了这个宝藏。

一八七八年，这个语言已经差不多算是完成了，虽然那时的“Lingve Uniwersala”和现在的“Esperanto”，还有很大的差异。我把它告诉了我的同学们（那时，我在中学第八级里）。他们里边很多人，都为这个理想、这个语言显著的高度易学性所歆动了，而且开始要来学会它。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五日，我们大家一块庄严地庆祝这个语言的诞生。在这个庆祝会中，有用这个新语言的讲话，我们热情歌唱了它的赞美歌，它开始的几句如下：

Malamikete de las nacjes

Kado, kado, jam temp’ esta!

La tat’ homoze in familje

Konunigare so deba.

用现在的世界语应写为：

Malamikeco de la nacioj

Falu, falu, jam tempo estas!

La tuta homaro en familion

Unuiĝi devas.

(民族间的仇恨，

倒了吧，倒了吧，时候已经到了！

全人类，

应该结合为一个家庭了。）

桌子上，除了法语和词典，还有用这个新语言翻译的几种译文。

这个语言的第一阶段，就这样结束了。那时候，要把我的工作成果公诸于世，我还太年轻，我就决定再等五、六年，而在这个期间细心地试验这个语言，和实际充分地予以加工。在十二月五日庆祝会的半年后，我们结束了我们的中学学业而分散了。这个语言的未来使徒们，企图向别人提到这个“新语言”，可是他们在遇到那些成年人的嘲笑时，就马上不承认这个语言了，于是我完全孤独起来。预见到只有嘲笑和非难，我决定把我的事业在任何人面前都隐秘起来。在大学中五年半的时光，我从来不曾和任何人提过我的事业。那个时候我很难过。这种隐秘折磨着我，我不得不细心地秘藏我的思想和计划，我差不多那里也不去，什么也不参加，一生中最美丽的阶段——学生时期——在我是极其愁闷地度过了。有时我试图在社交团体中消遣消遣，可是我感到我是一个外人而走开了，我常常拿我自己用这个语言所作的诗句来轻松我的心灵。这些诗章之一《Mia Peso》（我的思想），以后我收在我的第一个小册子里面了；可是对于那些不知道这首小诗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成的读者们，它当然好象奇怪而难解。

在这六年中，我努力改进这个语言，试验这个语言——我还做了很多工作，虽然这个语言，在一八七八年，对我说就好象全部完成了。我把好多作品译成我的语言，用它创作了一些东西。广泛的试验告诉了我：在理论上，在我好象全部完成的，在实际运用中还是不成。许多地方，我必须加工、替换、改正、甚至根本改变。单词和形式，原则和要求，个别看起来，在短期试验中，看来好象完美无缺的，却互相排斥，互相妨害。比如象公共前置词je（在），和富有弹性的动词meti（放），中立而固定的词尾aŭ（注20）……那样的东西，在理论上，当然永远不会跑进我脑子里来的。有些形式，起先在我看来好象宝藏的，现在，在实用中，却显得是无用的赘瘤，因此，比如说吧，我必须抛弃几个不必要的后缀。在一八七八年的时候，我觉得，一个语言，有了文法和词汇就够了；这个语言的笨重和生硬，我以为：不过由于我还没充分学好它；可是实用使我一天一天地相信：这个语言还需要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一种结合因素，它能给这个语言以生命，能给它一种确定而完全定型的“精神”。

（对语言精神的无知，就是为什么有些世界语者读得世界语很少，就可以写得没有错误，可是使用的文体却笨重而晦涩，——有些更有经验的世界语者，则写得文体优美而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个民族的。这个语言精神，虽然逐渐地、不为人所察觉地、但无疑地要随时间的进化而有很多变化，可是如果那些初期世界语者，在这个语言里找不到一个完全确定的基本精神，而自己每人向自己那一方面牵引，那么，这个语言将要永远地，至少在一个很长时期，停留在生硬的和毫无生命的单词堆积状态）——那时，我开始避免从这个或那个语言里按词直译，而努力直接用这个中立语言去思想。以后，我就看出来了：这个语言在我手里，已经不再是我曾经使用的任何语言没有根基的阴影，而得到了他自己的精神、自己的生命、自己确定而表现鲜明的面貌，一种不依赖任何影响的面貌。谈话已经和生动的父母语一样，柔美、和谐、而完全自由流畅。

还有一种情况，使我延迟很久，才把这个语言公诸于世，就是：有一个对于中立语意义非常重要的问题，长期未得解决。我知道，每个人会对我说：“你这个语言，只有在大家都使用的时候，对我才有用。”可是如果没有首先的个别的“个体”，便不可能有所谓“大家”。中立语，除非到它的实用性，对每一个人说来，都不依赖于世界上已否承认它的时候，它是不会有前途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最后，一种所谓密码字母，给我提供了新的启发。这种密码字母，不需要大家预先学会它，只要你把它的密码本交给受信者，就可以使一个完全没学习过它的受信者，了解你所写的一切。我也想把这个语言按照那种密码本的方式整理起来。它里边，不仅有全部词汇，而且有全部文法，所有词素都照着各自独立的形式和字母顺序排列起来。它使一个完全没学习过这种文字的无论什么国家的受信人可以立刻了解你的来信。

我读完大学，开始我的医生业务。现在我已经想把我的劳作公诸于世了。我整理好我的“第一书”（Esperanto博士•国际语•序言及读本）的原稿，而开始物色出版者。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了苦涩的生活现实，遇到了我直到现在还要更加努力奋斗的经济问题。在两年中间，我努力物色出版者，但毫无结果。当我已经找到一个的时候，他有半年时间曾准备出版我的“第一书”，可是结果——拒绝了。最后，经过长期的努力，一八八七年七月，我终于顺利地自己出版了我的“第一书”。在这件事情面前，我非常激动；我感到我是站在卢比空河前边了（注21），从我那本书出版的那一天起，我就再没有回转来的可能了；我知道对于一个依靠公众为生的医生，如果这些公众认为他是一个空想的人，一个“不务正业”的人，那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我感到我是把我和我家庭的整个安宁与生存，放在这一张牌上了；可是我不能离开这个理想，它已经渗入我的身体与血液，我……终于渡过了卢比空河。”

对柴门霍夫自己的这个叙述，现在可以补充一点细节：直到一八七八年，他父亲似乎赞成他对于国际语的研究；可是，以后，有些朋友警告他说：如果让那个孩子继续保持那样危险不变的思想，他不久就会完全疯狂了。于是他父亲让他答应在大学毕业以前丢开这件事情，同时从他手里拿去了他的全部原稿。那些原稿，他父亲以后为了爱护儿子而秘密烧掉了；可是L.L.柴门霍夫对于他的劳作是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什么也没有损失。

一八七九~一八八五年，柴门霍夫在莫斯科和华沙读书。得到医师开业执照以后，他在各地努力给自己招揽顾客。最后，他决定专门从事于眼科，到维也纳去参加专科训练；回到华沙，开始眼科医生的业务。一八八七年（八月九日），他和吉尔拜妮克结婚了，她不断帮助他、鼓励他走向他的目的。他的岳父对这个事情，也非常感兴趣，并且帮助了最初几本书的出版。

（注16）比亚韦斯托克的波兰原名为Białystok，柴门霍夫著作中常写为Bjelostok.（译者）

（注17）Zamenhof这个名字，是德文Samenhof一名的波兰写法。关于柴门霍夫传记及其家庭的其他详情，请参阅本书作者的另一著作《Vivo de Zamenhof》（编者按：此书有龚佩康同志的中文重译本，题为《柴门霍夫的一生》，亦将由本社出版）。

（注18）即吉尔奈。（译者）

（注19）即 “第一书”。（译者）

（注20）世界语中的主要词类均有一固定词尾，如名词为o尾，形容词为a尾，副词为e尾等。aŭ尾系用于若干原来副词、介词、接续词等。（译者）

（注21）卢比空（Rubikono）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河。在凯撒时代，它为其所领加利亚（Gallia Cisalpina）与意大利东部的界河。当邦培和元老会共谋推翻凯撒时，凯撒曾渡此河进攻他们。“站在卢比空河前边”，意谓“对重要问题的踌躇难决”。“渡过卢比空河”则意为“破釜沉舟，决意实行”。（译者）

——摘自《世界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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