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位中国历代隐士书法家作品欣赏，自在逍遥

“隐士”一词则由来已久，较早的提法见于《庄子·缮性篇》：“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后来，荀子又说：“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再后来《后汉书》等史书也均有关于“隐士”的记载，唐代以后的文学作品中这个名称的应用就更普遍了，如“潜书周隐士，白云今有期”（元稹《寄隐客》），“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白居易《中隐》）。其实，“隐士”的语义产生的要更早一些，只不过称呼不同，如《论语·微子》：“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这里的“逸民”实际上就是“隐士”。

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从孔子这句话我们就大概可以确定“隐士”是指那些凭品行、学识和才能本来可以进入仕途却主动放弃而退居“江湖”的人。“无道则隐”是产生“隐士”的一个重要政治原因，此外因逃避战乱、异族入主、仕途不顺、厌怠尘俗等而“隐”的也不在少数。但无论“隐”的缘由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留名青史的“隐士”，都非等闲之辈。《南史·隐逸》云，“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可见，“隐士”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品格高洁，并多在文学艺术上有所造诣，也就是说“隐士”多为文人墨客。说到“隐士”，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东晋大文学家陶渊明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寥寥数字其高逸拔俗之致就已表露无疑。

隐士书法家的出现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隐士书家的书风与传统文人书家有较大的差异，但这正是他们表达自己内心和艺术感受的一种语言，理应得到书法史的尊重。本文选录历代隐士书家18人精品力作，以飨书友…

林逋（北宋）

字君复。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著名诗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性恬淡好古，不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游历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源之孤山，十二年足不及城市。不娶无子，种梅养鹤，自谓“梅妻鹤子”。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吏岁时劳问。逋尝自为墓于其庐侧。年六十二卒，州为上闻，仕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苏轼高度赞扬林逋之诗、书及人品，并诗跋其书：“诗如东野（孟郊）不言寒，书似留台（李建中）差少肉。”黄庭坚云：“君复书法高胜绝人，予每见之，方病不药而愈，方饥不食而饱。”明沈周诗云：“我爱翁书得瘦硬，云腴濯尽西湖绿。西台少肉是真评，数行清莹含冰玉。宛然风节溢其间，此字此翁俱绝俗。”

林逋作品《松扇五诗卷》

倪瓒（元）

元代画家、诗人。原名珽，后改瓒，字元镇，又字玄瑛，号云林，字幻霞子、别号荆蛮民，净名居士、朱阳馆主、沧浪漫士、曲全叟、海岳居士等，又曾署名东海倪瓒、懒瓒，变姓名曰奚玄郎，题名诗画时常用云林。元大德五年(1301)倪瓒生于无锡梅里祇陀村。祖父为本乡大地主，富甲一方，资雄乡里。父早丧．弟兄三人，同父异母。倪瓒从小得长兄抚养，生活极为舒适，无忧无虑，倪昭奎又为他请来同乡“真人”王仁辅为家庭教师。倪瓒受到这样的家庭影响和教育，养成了他不同寻常的生活态度，清高孤傲，洁身自好，不问政治，浸习于诗文诗画之中，和儒家的人世理想迥异其趣。故而一生未仕。

倪瓒作品：《呈久成札》

倪瓒作品：《小楷江南春三首》

倪瓒作品：题陈惟允《孟郊诗意图》

黄公望（元）

中国元代画家，书法家，元四家之一。原姓名陆坚，又名静坚，因过继浙江永嘉黄氏，遂改姓名，字子久，号一峰、一峰道人、大痴道人、井西老人和净墅等。关于他名与字的来历，颇有趣味。因黄公望父亲得子后，友人来贺，说：“黄公望子久矣！”，因而黄父为其取名作“公望”，字子久。江苏常熟人。一说浙江平阳人，因他的《山居图》自题落款为“大痴道人平阳黄公望”。曾做过小吏，因受累入狱，出狱后隐居江湖，入道教全真派。

黄公望的山水画，很多创作于70岁以后，在富春江畔创作的《富春山居图》，用水墨技法描绘中国南方富春江一带的秋天景色。在构思时，他跑遍了春江两岸，用六、七年时间才画成，画面表现出秀润淡雅的风貌，气度不凡。他在创作风格上主张学习前人，并提出见到好山好水就随时写生，不被动绘画创作。作为地位显赫的富贵文人画家，王原祁更关注纯真的绘画语言，他”为艺术而艺术”的迷狂心态，值得后人学习。

黄公望作品：《题富春山居图》

吴镇（元）

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浙江嘉兴魏塘人。晚年亦号“梅沙弥”。早年与兄从毗陵柳天骥学习《易经》，相传他曾卖卜于魏塘。博学多才，为人孤洁清高。一生隐居不仕，所交多为文士或僧道，很少与达官显贵来往。曾游历杭州、吴兴等地，晚居嘉兴春波门外，隐居养拙，清贫潦倒终身。工诗文，擅画山水、梅竹、树石。山水师董巨，墨竹宗法文同，在元代画坛上独具风貌，成就卓然，与黄公望、王蒙、倪瓒并称元四家。其画风对明清山水画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书法善草书，笔法古秀苍劲，风神潇洒。

吴镇作品：草书《心经》部分

杨维祯（元）

杨维祯：字廉夫，号铁崖，别号东维子、抱遗老人、铁笛道人，老铁贞、梅花道人等，诸暨枫桥人（今浙江绍兴）。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出身宦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时代励学苦读，32岁（1327年）中进士，任天台县尹。后调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未成行。适逢反元兵乱，遂避居富春山，后徙钱塘（今浙江杭州）。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后以冒犯丞相达识帖木儿而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在松江时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明太祖召征他纂修《礼乐》及《元史》，他以年迈为辞，作《老客妇谣》一首，表其不仕两朝之志。明太祖强之再三，赐安车进京，仅留京百余日，待修纂叙例方定，即请归，抵家不久即逝。为官勤政爱民，狷直忤物，多才艺，诗风奇诡，号“铁崖体”，为元代诗坛巨匠，与陆居仁、钱惟善被称为“元末三高士”。

杨维祯作品：《城南唱和诗册》局部

杨维祯作品：《真镜庵募缘疏》局部

陆居仁（元）

陆居仁：字宅之，号巢松翁，又号云松野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元泰定三年（1326年）举乡试，隐居不仕，教授以终。工诗，与杨维桢、钱维善相唱和，死后与杨、钱同葬千山东麓，人称“三高士墓”。善书法。有《云松野褐集》传世。

陆居仁作品：《跋鲜于诗赞纸本手卷》

张雨（元）

张雨：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早年名泽之，字伯雨，一字天雨，号句曲外史。年二十余弃家为道士，道名嗣真，道号贞居子。博学多闻，善谈名理。诗文、书法、绘画皆工，皇庆元年（1312），30岁登茅山（江苏句容县句曲山），受《大洞经》，豁然有悟，并从王寿衍真人入杭州开元宫。在杭州，张雨得以拜见回吴兴为先人立碑的赵孟頫，并侍赵孟頫学书。次年，张雨又随王真人入觐大都，以诗风清丽名震京华，与在京的赵孟頫、杨载、虞集、范椁等友善，并拜在虞集门下。不久，张雨父卒，在回杭州守庐三年后，辞去杭州福真观主持，随茅山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至茅山学道，曾主修《茅山志》。六十岁时他脱去道袍，埋葬冠剑，还其儒身，隐居杭州，时往来于三吴，与杨维桢、黄公望、倪瓒、俞和等文士交游酬唱。其中受杨维桢影响，思想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贪图“一刻春无价”，耽溺酒色，寻欢作乐，晚年的诗风、书风都有朝放纵、恣肆发展的倾向。存世书迹有《山居即事诗帖》、《登南峰诗》、《杂诗卷》等。

张雨作品：《题张彦辅画诗卷》

王蒙（元）

王蒙：字叔明，一字叔铭，号香光居士、黄鹤山樵。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王蒙是赵孟頫的外孙，赵孟頫的女婿王国器（德琏）之子。自幼受到外祖父赵孟頫、管道昇及母舅赵雍、赵奕等人的熏陶，诗文书画皆有家传。曾一度任官，后来弃官隐居于临平（今浙江余杭）的黄鹤山。元朝灭亡后，王蒙山任泰安（今属山东）知州厅事，与胡惟庸有交往，洪武十八年（1385）胡惟庸案发被捕，王蒙也受到牵连下狱，死于狱中。

王蒙博学强记，诗文书画都有很好的功底。其绘画主要师法五代董源、巨然的画法，画面构图繁复周密，纵逸多姿，笔墨繁密松秀，自成一家。他的画从各种手法表现江南林木的苍郁茂盛和湿润感，是元代具有创造性的山水画大师，明清及近代画家几乎都学过他的画。与黄公望、吴镇、倪瓒同称为“元四家”。

王蒙于书法造诣极深，一是家学所传，二是天赋超人。他主攻山水，但他自小十分重视书与画的关系，这是他刻苦攻书的潜在因素。流传至今的书作，风格大多似赵孟頫。倪瓒曾有诗赞其：“笔墨精妙王右军，澄怀卧游宗少文。王侯绝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王蒙作品：《梦梅花诗卷》

王蒙作品：《爱厚帖》

陈继儒（明）

陈继儒，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字仲醇，号眉公、麋公。华亭人。诸生，年二十九，隐居小昆山，后居东佘山，杜门著述，工诗善文，书法苏、米，兼能绘事，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著有《妮古录》、《陈眉公全集》、《小窗幽记》。

陈继儒作品：《张子房留侯赞轴》

傅山（清）

傅山：字青主、侨山、公它等，名号甚多，入清后又名真山，号朱衣道人、观化翁，山西阳曲（今太原市）人。崇祯年间曾以一介布衣，发动诸生数十人上书为山西提学袁氏讼冤，勇挫阉宦权奸，后得以昭雪而名震朝野。明亡后，又与顾炎武等人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并曾被捕。在狱中“抗词不屈，绝食数日，几死”。康熙年间，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傅山时已七十二岁，地方官逼其进京应试，他称病不去，官吏竟然命人舁其床而行，至都门外三十里，傅山抵死不入城，清廷免试，特封“中书舍人”放还，他既不谢恩，亦不接受，出京时，送行者途为之塞，其性情志节可见一斑。

傅山通晓经史、诸子、释老之学，著有《霜红龛集》四十卷。长于书画，精鉴赏，并开清代金石学之源。同时他又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学家，在文学艺术上他更是一位富有批判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启蒙先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艺术主张，三百多年来一直备受推崇。

傅山作品：《行草足梦中句七言诗》局部

八大山人（清）

朱耷：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个山驴、人屋、良月、道朗等。江西南昌人，为明朝皇族江宁献王朱权的后裔，是第九世孙。明亡后，遭国毁家亡之难，心情悲愤，便装哑扮傻，在门上贴个大哑字，不与人语。23岁削发为僧，取法名传綮。由于长期积忧抑郁，遂患颠狂之疾，颠态百出。清代著名画家，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八大山人是他名号之一。

朱耷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他的简笔写意花鸟画，以独特的面貌，开一代新风。他的书法亦与他的绘画风格相似，极为简练，到晚年喜用秃笔，一变锐利的笔势而变成浑圆朴茂的风格。

近人研究八大书法，追其师承渊源众说纷纭。或曰宗二王、宗董其昌、宗王宠等等，终如寻其书画师承，至今无一定论一样。据王方宇先生考证，最初，八大山人受欧阳询的影响很深，稍后学董其昌的行草，又转入黄庭坚的夸张开阔等，多方探索，再追寻魏晋人书法的气质，终于参用篆书笔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中锋圆润，又婉约多姿且厚重浑成，富有晋人气度。

八大山人作品：《行草五言诗》扇面

八大山人作品：《行草斗方》

归庄（清）

归庄：一名祚明，字玄恭，号恒轩、鏊钜山人等，昆山县人，流寓常熟。系归有光曾孙，归昌世之子。十四岁时补诸生，博涉群书，善书，工画墨竹，嗜酒，放浪不覊。与顾炎武齐名，时称“归奇顾怪”。终年六十岁。《昆山新志》称他工诸体书，壮年所作行草直追两晋。

归庄作品：《草书诗轴》

归庄作品：《七绝题画诗》

金农（清）

金农：杭州人，久居扬州，扬州八怪之一。号冬心先生、江湖听雨翁、金牛湖诗老、老丁、古泉居士、竹泉、曲江外史、稽留山民、莲身居士等。早年读书于何焯家，并与丁敬相交。他嗜奇好学，工于诗文书法，诗文古奥奇特，并精于鉴别，他收藏的金石文字多至千卷，性好游历，“足迹半天下”。乾隆元年(1735年)荐举博学鸿词落选，入京未试而返。后以卖画长期居住扬州的三祝庵、西方寺等地，至衰老穷困而死，终身布衣，生活清苦。

他创造的“漆书”，横画宽厚，竖画瘦削，渴笔时见，形同刷字，别具特色，至今仍有较大影响。

金农作品：《楷书扇面》

金农作品：《漆书五言联》

龚贤（清）

龚贤：字半千、半亩、清凉山人等，祖籍江苏昆山，流寓金陵（南京），为清初著名山水画家，“金陵八家之首。他隐居在清凉山半亩园“栽花种竹，足不履市井”，每天早晨，他看见树叶上的露珠，湿润的树林和中午的树林不同。江南烟雨，六朝的气息，梦幻一样美丽的山峦，长江沿岸的浅滩疏林、孤帆远影，都成了他追求的美好的象征。龚贤的山水画，特淡远苍秀，如不食烟火人长啸千仞之冈，濯足于万里之流；山林氤氲，草林华滋，气韵生动。书法为画名所掩，作品多兴致所至，用笔变化丰富，气势夺人。

龚贤作品：《行书立轴》

龚贤作品：《题山水册页》局部

査士标（清）

査士标：字二瞻，一号梅壑散人，懒老。安徽休宁人，明末秀才，清初著名画家，书法家和诗人。他是明诸生，入清便不应举，专心书画。家藏甚富，鼎彝及宋、元真迹皆有，遂精鉴赏，他的山水画，笔墨疏简，风神嫩散，气韵荒寒，晚年画风突变。是明末清初新安派“海阳四家”（江韬、查士标、孙逸、汪之瑞）之一。他的书法以行书、草书见长，书出米、董，上追颜真卿，颇得精要。时称米、董再生，名重天下。行笔俊逸豪放、神韵深邃。

査士标作品：《行草书诗册》局部

汪士慎（清）

汪士慎：字近人，号巢林，溪东外史等。排行第六，人称“汪六先生”。嗜茶如命，号称“汪茶仙”。安徽歙县人。久居扬州。为扬州八怪之一。工绘画书法，金石篆刻，善隶。六十七岁时双目失明，乃作狂草，自号“心观道人”，金农称其“盲其目不盲其心”，清贫一生。行书《七古一章》为汪氏四十岁时书，清劲爽朗，生动有致，透出刚介自在之精神。汪士慎作品：《隶书七言联》

郑燮（清）

郑燮：清代著名画家、书法家。字克柔，号板桥，也称郑板桥。乾隆时进士，曾任潍县县令，书画史。江苏兴化人中国清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竹。

他创造的“六分半书”，篆隶楷行草杂糅，如“乱石铺街”，别具特色。

郑板桥作品：《行书金农诗》

黄易（清）

黄易：字大易，号小松，又号秋庵，仁和（今杭州）人。树谷子，监生，官济宁同知。尝有声幕府，以诗筒画笔，与簿书迭进，不废风雅。工书，娴熟隶法。隶书摹《校官碑额》，小隶有似《武梁祠题字》。精于博古，喜集金石文字，广搜碑刻，绘有《访碑图》，并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故隶法中参以钟鼎，愈见古雅。抚印为丁敬高弟，有出蓝之誉，与丁敬并称“丁黄”，为“西泠八家”之一。山水法董、巨，冷逸幽隽，以澹墨简笔写取神韵，而有金石味。兼工花卉，宗恽寿平。官济宁时，一花片叶皆能于质库易钱。间作墨梅亦饶逸致。

黄易作品：《临郭有道碑》

隐士书家群体的出现为书坛增添了勃勃生机，或反叛，或纠结，或癫狂，或放纵，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与当下的世界对话，既是合“自然之冥契”，也为一味迎合、不思突破的传统书风敲响了警钟。他们的书风或高逸，或放逸，或冷逸，在当时的社会很难被人理解，但在今天却愈显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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